《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是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蒙古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文化变迁的次序，将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第一阶段，自8世纪后半叶蒙古人西迁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形成民族共同体为止，这是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是蒙古民族传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和定型的重要时期。在蒙古社会出现了适应当时文化发展需要的“高深学问”以及传授这些学问的高等教育方式，即原始宗教知识和萨满教仪式，部族历史知识和家庭口承教育，军事知识和“怯薛”制度，并出现了蒙古文字和宫廷学校。 第二阶段，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南下开始，到14世纪晚期蒙元帝国衰落、蒙古汗廷北迁蒙古本土为止，这一阶段为嫁接中原汉文化高等教育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蒙元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高深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一种全新的具有多民族特点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出现了专门独立的教学机构，初步建立了教育制度，这些标志着蒙古民族商等教育从萌芽状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以及“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第三阶段，从14世纪晚期元廷北迁开始到清末满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为止，属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蒙藏文化由接触而融合，结果导致蒙古地区目上而下，全民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并在清朝达到高峰。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是蒙藏文化综合的产物。在学问上，喇嘛教构建了一套由显至密的具有不同次第的知识体系；在教育上，建立了一套以“札仓”为基本单位的严格的修习制度和学位制度。在这里，高等教育探求喇嘛教高深学问和培养喇嘛的功能合二为一，表明蒙古民族寺院高等教育走向定型。除此之外，一少部分蒙古人主要是蒙古八旗的子弟，在满清举办的汉式高等学校（如国子监）和满式高等学校（如八旗官学）中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后成为满清帝国的高层统治人才。第四阶段，从清末至现在，这一阶段为蒙古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外力的冲击、清廷治蒙政策的改变，使得处于封闭状态的蒙古文化有机会再次与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发生接触。清末新政中创办的满蒙文高等学堂是西学东渐、汉学北移的结果，是蒙古民族第一个具有现代高等教育性质的高等院校。民国时期，受中外多种政治力量（苏俄、日本、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蒙古民族出现了政治与文化分野。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多元分化并步入了“科学”阶段。漠北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在体制和思想等方面深深印上了苏联高等教育的烙印；漠南内蒙古出现了三种办学主体不同、培养目标各异的高等教育模式，即国统区的“送出去”（将蒙古族子弟送到内地或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模式、日伪区的殖民高等教育模式和解放区的延安民族学院高等教育模式。1947年，内蒙古成为我国统一的民族自治区后，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成为我国多民族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发展除了受主体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在当代，就整体而言，蒙古民族子女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在国家创办的普通高校，是在内蒙古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在国家特设的民族院校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两类高校在其演变过程中在许多方面诸如培养目标、专业和课程设置、招生对象等呈现出不同的特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化与本土化，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是21世纪全人类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两大挑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格局。如何在化与本土化，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这种对立统一的大背景下保存、发展各民族文化是摆在我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面前的现实问题。步入21世纪，我国少数民族正在经历着迈向现代化的巨大文化变迁，伴随着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人们对处于化、一体化双重背景下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在是否积极发展民族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在蒙古民族高等教育及其发展问题上，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有人认为化、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在内蒙古这样一个以蒙古族人口为少数、汉族人口为多数的民族地区，发展以蒙语授课为主的民族高等教育意义不大；许多蒙古族家长认为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科、专业十分有限，让孩子接受本民族高等教育对其将来的发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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