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从美国带回来两本书——《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和《人类学诗学》，这些作品翻译出来后影响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思想活跃，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老师拦截青年人的想法，让年轻人套在自己的项目里导致他们做不了自己喜欢的研究。我们要有开放的态度，如果跨学科团队组织得好，这些活跃的新一代系主任和所长能够有深思熟虑的学术目标，放手让这些年轻人在各自跨学科研究的选择上做出成果，长此以往，这个学术团队的整体性成果也容易形成。

　　团队研究深化独行者探索

　　新的学问最开始是很陌生的。林耀华、黄淑娉老师上课都会讲到摩尔根的“养子”身份，也会讲到马林诺夫斯基的独行海岛。我们当时三个同学，大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想。第一次和黄老师到西双版纳是一起去的，第二次我就想独自去，也许理想就是这样开始的。于是，我三年间独自到怒江大峡谷和好几段中缅边境，主要关心的是干栏式建筑和游耕生态学，那使我重新认识了游耕式刀耕火种的文化适应原理。当时我已经得到了加州亲戚辗转带来的英文生态人类学的书，在思考新的游耕生态学和云南干栏式长屋存在的关系。这是一对存在矛盾的现象，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黄老师很支持。1980—1983年，我基本都是在做云南游耕生态学和家族制度的调研和写作。后来有机会常到林先生家请教，“近水楼台”，我就知道他书架上有一本英文著作《金翼》。当时隐约觉得，云南游耕民族基诺族和汉族都是大家族，他们虽然生活方式不同，但从宗族、家族、亲属结构上是相近的世系群。所以，日后以世系群和宗族的共同人类学知识认识不同的民族，属于人类学内在的研究转轨，从游耕社会的基诺族到农业社会的汉族。

　　现在的田野人类学已经存在超过一百年了，团队式的长时段研究可以提出独行者短时段研究提不出的问题。因此，国内外都发现，前者的方式值得推动，特别是师生团队和跨学科团队容易实现这种研究，至少较为稳定。如法国教授让·鲁什在非洲马里田野的师生团队，前后跨越80年之久。他们主要有两种作品：一种是论著论文，一种是电影。后来我算了一下，中国有名的先驱人类学者的调研点大多都超过80年了。我们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在思考同一个点上连续性调查并不是为了给前面的作者挑错，而是探索能不能在再次调查的时候发现只经一次调查不能提出的问题。比如林先生的家乡金翼山谷，他用平衡论解释“一家兴旺，一家衰败”的问题。那么，回访调研会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政治变迁，为什么还是他们家再次崛起？只有长时段研究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吗？！早期独行者的研究，之后如果有团队延续，能够和自己的老师接续，以代表作的形式实现学术的传承，就和法国那个团队是一样的。

　　跨学科实现对调查点的互补研究

　　林先生作品是小说形式的，我们在挖掘这方面材料时发现，有一个美国学者到非洲调查之前，也就是在1964年得到了林先生的《金翼》，一个不受古板的论文体限制的作品。她带着林先生的书去非洲，回来写的也是小说，这涉及人类学的原理是否可以运用更多手法的问题。除了科学主义和逻辑对论文的影响，我过去也查过美国的研究生手册，林先生的作品一直到今天都在产生影响。科学主义和逻辑之外的一些内容在论文里面很难表达，比如说我们考虑田野工作的时候，大家要花很长时间调查，但实际上会发现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和表达。对于接续性的东西，他用了文学的手法。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作品所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刻板的方法，但是读起来都很好。后来写文化的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要探讨各种不同的写法，讨论和标准论文不一样的地方。我至今有一个体会，写论文的时候都是结构性地讨论一个社会，而其他东西就无处表达了，比如文化的直觉问题、情感问题都被滤掉了。我们不应丢弃这些，要考虑在一个调查点上用标准论文研究完了以后能不能有其他的表达。多样性的作品，不只是和论文配合，也可用镜头的语言表达出文字不能表达的东西。

　　我们30年来也做电影，不多做，但每做一部都要思考人类学的价值，希望有清晰的或隐含的人类学的学术点在里面。全世界的文人用这两种手法表达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文字的描述和图像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互补的状态是最佳的，在一个调查点上两种都要选择。影视人类学家清楚地认识到文字表达的局限，于是产生了二者不可替代和互补的思想。1995年国际人类学中期会议以后，开始卷入电影的人类学家也越来越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一个调查点上有两种作品，如何让这两种作品互补，是对应性的还是非对应性的。其实很灵活，端视具体情况而定。

　　20年前，我们悄悄地开始做绘画人类学的工作，和职业画家在一起做，希望再跨越一个专业，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学科的自身局限。有一次，在一个仪式场合上，各路专家都去了，但没想到红头师公说不许拍照、不许支画板。当然，此时摄影师无计可施，是痛苦的。但我们通过多年交流知道，画家和人类学家很像，凭记忆就可以画、可以写。诸位知道电影镜头是记录的、直观的，哭就是哭，笑就是笑。然而，绘画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即擅长复合型的思维，在一张肖像画里把多种情感描绘出来。我们经过这件事才发现每一个学科既要自信又不要自恋。只有在跨学科接触中，我们才能发现互补的学术意义，才能发现文字和图像以外还有很多可用来互补的专业和手段，如绘画。40年间，我们的师生团队在金翼山谷和云南“虎日”乡镇两个地方都做了文字、电影、戏剧、绘画和新媒体的学术产品，不断扩充学术认知与表达的范畴，这就是我们团队“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实验历程。

　　很多时候，在一个调查点上，诗人、画家、电影家都来了，我们会觉得互补的状态越增加越好。认识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达到不断互动中的综观，而这种综观和研究的整体性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人类学家之间非常熟悉彼此是什么心思，但如果和画家、电影家在一起，一块滚田野，我们就会学到很多跨学科的认知，可以扩充人类学自身的知识系统。反之，画家和电影家有了人类学的浸润，也受益良多。这种互补只有在跨学科的时候才会实现。最近有一篇文章讨论为什么在跨学科边缘上容易实现创新，如果你不试，不参与，连评论都会不得要领。如果你提到人类学的认知原理，画家可以想出书面语言做不出来的表达。戏剧的表达和电影又不一样，我们用黑屏方法和数字技术可以把舞台上的戏剧和电影无缝衔接起来，这些人再回到戏剧和电影各自的学界，每人的论文都会出现知识交叉后的新意与新知。所谓跨学科互惠的意义就在于此。

　　学术实验促跨学科团队成长

　　人类学最初是记录表达，后来多种理论出现以后，我们可以诠释文化的意义。于是，写文章的目的从记录走到诠释。其实，电影镜头也可以诠释。在新的研究进程中，人类学家继续探索，于是出现了设计和制造文化。制造文化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根据人类学的原理和各种不同的学科交叉互动实现的，特别是彰显了主体性。2020年冬天，我和马库斯·费舍尔对谈，从直觉、隐喻到互动和互为主体性，还谈到他的合作人类学、我们的行动人类学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以及景军提到的“制造文化”的表达。和马库斯谈到兴头，他送了我一本新书《被设计的人类学》。我们不是正在探讨跨学科的合作人类学以及用多种认知形式来表达人类学对世界的看法吗？还有，别忘了博物馆，现在不只是考虑博物馆内部策展时的人类学表达，还要想象做田野时已经思考到如何把田野中的理念放入博物馆，在最开始就必须设计好。这是一个设计和制造的过程。如果没有创新，年复一年的讨论会总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为了实现多种表达，不同学科的人一点一点卷入。这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术实验。

　　我们现在的学科建设大多是在一个学院系所内部，首要的问题是谁来设计。如果人类学学科和人类学教授的主体性得不到关注的话，旷日持久的搁置和胶着状态无助于展现建设新文科的环境。我本人的体会是，一个单位的学术发展总被“大”项目所局限，拼凑人员“急就章”，到头来项目成果无声无息，资源浪费巨大，最重要的是影响学术的连续性和创新选择。在几十年的大学“游耕”过程中，我看到那些明眼的师生团队以及能跨出学校的跨学科团队有更好的学术研究效果。例如，在二三十年间，人类学和电影的学者做了很好的换位与互动，相互改善了自身的作品；随后的医学人类学在学科互动中成果多多，延续至今；中青年职业画家也和人类学家、戏剧家、新媒体制作人互动，其特点均是实现了各自的学术主体性。因为跨校的志同道合团队较少有固定项目和单位的限制，如人类学的跨学科互动没有固定的格式，人类学家、电影家、戏剧家、媒体人，乃至策展人的角色变化，一切都有可能。学科壁垒打破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打破的方法，但实现一个整体性的观察还需哲学上的综观，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但是我们仍然是在这个理想的路上行进。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